后记 时间开始了 · 直觉
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“耶稣基督”或“穆罕默德”,不算创见。学界的主流意见,也大体如此。[3]问题在于,为什么不是夏,不是商,而是周?
[3]王国维称,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,莫剧于殷周之际(《殷周制度论》);杨向奎称,没有周公,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,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(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);陈来称,今天所谓“中国文化”,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,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(《古代宗教与伦理》);启良称,周公是中华民族的“文化先祖”(《中国文明史》)。
也许,因为周原在“两河之间”。
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《国家》时发现的。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,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,西亚、印度和华夏,都诞生在两河流域。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,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,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。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,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,还是“美索不达米亚”。
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,是农业民族的福地。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,西亚文明陨落了,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,很难说有统一的“印度文明”。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,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,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直觉告诉我,这里面必有文章。
文章就在制度。
与埃及、西亚和印度不同,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、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——井田、封建、宗法、礼乐。井田是经济制度,封建是政治制度,宗法是社会制度,礼乐是文化制度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制度环环相扣,配套互补,符合“中国国情”。因此,是稳定的。
这是一个系统工程。
制度工程的背后,是观念体系。从“君权天授”,到“以人为本”,到“以德治国”,再到“以礼维持秩序,以乐保证和谐”,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。周人,确实是“早熟的儿童”;周公,确实是“文化的始祖”。
但,这样说,要有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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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]王国维称,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,莫剧于殷周之际(《殷周制度论》);杨向奎称,没有周公,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,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(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);陈来称,今天所谓“中国文化”,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,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(《古代宗教与伦理》);启良称,周公是中华民族的“文化先祖”(《中国文明史》)。
也许,因为周原在“两河之间”。
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《国家》时发现的。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,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,西亚、印度和华夏,都诞生在两河流域。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,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,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。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,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,还是“美索不达米亚”。
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,是农业民族的福地。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,西亚文明陨落了,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,很难说有统一的“印度文明”。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,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,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直觉告诉我,这里面必有文章。
文章就在制度。
与埃及、西亚和印度不同,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、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——井田、封建、宗法、礼乐。井田是经济制度,封建是政治制度,宗法是社会制度,礼乐是文化制度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制度环环相扣,配套互补,符合“中国国情”。因此,是稳定的。
这是一个系统工程。
制度工程的背后,是观念体系。从“君权天授”,到“以人为本”,到“以德治国”,再到“以礼维持秩序,以乐保证和谐”,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。周人,确实是“早熟的儿童”;周公,确实是“文化的始祖”。
但,这样说,要有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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