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记 时间开始了 · 启迪
启迪来自方方面面。
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,我更喜欢琢磨“为什么”。除了天性以外,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。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,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。也就在那时,晓芒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“群体意识”,西方文化的内核是“个体意识”,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,即文化心理的“互补结构”。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,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、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,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。
这些观点,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一书,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。[1]
[1]该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;后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,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一作者邓晓芒。
不过这绝非“概念先行”。相反,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。而且,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,比如1995年出版的《闲话中国人》等,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。至少,逻辑自洽。
在此基础上,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,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。
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。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、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。但我认为,“礼乐合一”比“情景合一”更合适。而且,准确的说法,应该是“天人合一归于人,知行合一践于行,礼乐合一成于乐”。这样说,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。[2]
[2]请参看拙撰《论中国文化的精神》,收入《中华文化研究》一书,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。
一个内核(群体意识),两只翅膀(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),三大精神(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、艺术精神),体系构建起来了。
这是一个“文化系统”。
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。而且,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。那么,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,可以称之为“奠基者”的又是谁呢?
直觉告诉我,是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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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,我更喜欢琢磨“为什么”。除了天性以外,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。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,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。也就在那时,晓芒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“群体意识”,西方文化的内核是“个体意识”,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,即文化心理的“互补结构”。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,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、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,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。
这些观点,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一书,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。[1]
[1]该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;后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,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一作者邓晓芒。
不过这绝非“概念先行”。相反,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。而且,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,比如1995年出版的《闲话中国人》等,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。至少,逻辑自洽。
在此基础上,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,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。
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。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、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。但我认为,“礼乐合一”比“情景合一”更合适。而且,准确的说法,应该是“天人合一归于人,知行合一践于行,礼乐合一成于乐”。这样说,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。[2]
[2]请参看拙撰《论中国文化的精神》,收入《中华文化研究》一书,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。
一个内核(群体意识),两只翅膀(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),三大精神(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、艺术精神),体系构建起来了。
这是一个“文化系统”。
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。而且,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。那么,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,可以称之为“奠基者”的又是谁呢?
直觉告诉我,是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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