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(5)
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,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。“好几次了,我收到一些信,没有告诉过你,”他对特丽莎说,“是我儿子写来的。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,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。几年前,他被大学开除了,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。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,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,象平行线。”
“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?”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。
“不知道。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。”
“他经常写吗?”
“时不时写。”
“写些什么?”
“他自己。”
“有趣吗?”
“是的,有趣。你该记得,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。这样,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。后来,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,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。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。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。他在信里,称他们是‘永远革命派’。”
“是不是说,他与当局讲和了?”
“不,根本不是。他信了上帝,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。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,完全不理它,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。他宣称,要是我们信上帝,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,对付任何形势,把它们变成他叫作‘人间的天国’的一种东西。他说在我们国家,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。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,他真正信仰上帝,所以我很想知道,他是不是入了教会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问他?”
“我以前钦佩信徒,”托马斯继续说,“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,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。你可以说,象特异功能者。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,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。他摔了一交,被抛弃了,天主教收留了他。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,就行了忠诚。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,很可能。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。”
“你给他回过信吗?”
“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,”他说,“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,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。”
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,感到有点羞愧,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,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:“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,邀请他来看看我们?”
“他看起来象我,”托马斯说。“一讲话,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。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——这个想法莫名其妙。”
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。
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。
“不要这样孩子气,托马斯!”特丽莎说,“你和你前妻的事,毕竟是一本老帐了,与他有什么关系?他又有什么办法?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,来伤害这个孩子?”
“坦白地说吧,一想到同他见面,我就怯场。这是主要原因,使我什么也没干。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,始终不想见他。有时候,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,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。这东西一年年强化,很难改变。”
“请他来吧!”她说。
下午,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,听到大路上有人声。近了,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。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,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。
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: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,头发变灰了,今非昔比了,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,而在于不再年轻了。
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。对方告诉她,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。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,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。“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,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!”他哈哈大笑。接着,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,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,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。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。
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,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。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,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: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,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,甚至就是在这里,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,卡列宁病死那阵子,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。
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,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,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。
现在,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: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,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!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,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!然而她离开了他!确实,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。但是,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?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!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,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,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。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!她是多么狡诈啊!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,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,测试他对她的爱;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,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,疲惫不堪,霜染鬓发,手指僵硬,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。
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,还能向哪里去呢?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,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: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。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。
仁慈的上帝,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,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?
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,爬到驾驶座上。人们也开始上车,发动机吼了起来。
她回家洗了个澡。躺在热水里,她总是对自己说,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。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,强力是罪犯,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。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,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。即使是她那些梦,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,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,迫使他退却。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,一直迫使他投降,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,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。她无法摆脱那个梦。
她从浴盆里站起来,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,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悦快乐。
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,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,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,闯了进来。
“快!”托马斯叫道,”来点烈性酒!”
特丽莎跑出去,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,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。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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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?”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。
“不知道。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。”
“他经常写吗?”
“时不时写。”
“写些什么?”
“他自己。”
“有趣吗?”
“是的,有趣。你该记得,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。这样,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。后来,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,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。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。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。他在信里,称他们是‘永远革命派’。”
“是不是说,他与当局讲和了?”
“不,根本不是。他信了上帝,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。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,完全不理它,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。他宣称,要是我们信上帝,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,对付任何形势,把它们变成他叫作‘人间的天国’的一种东西。他说在我们国家,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。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,他真正信仰上帝,所以我很想知道,他是不是入了教会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问他?”
“我以前钦佩信徒,”托马斯继续说,“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,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。你可以说,象特异功能者。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,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。他摔了一交,被抛弃了,天主教收留了他。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,就行了忠诚。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,很可能。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。”
“你给他回过信吗?”
“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,”他说,“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,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。”
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,感到有点羞愧,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,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:“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,邀请他来看看我们?”
“他看起来象我,”托马斯说。“一讲话,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。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——这个想法莫名其妙。”
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。
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。
“不要这样孩子气,托马斯!”特丽莎说,“你和你前妻的事,毕竟是一本老帐了,与他有什么关系?他又有什么办法?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,来伤害这个孩子?”
“坦白地说吧,一想到同他见面,我就怯场。这是主要原因,使我什么也没干。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,始终不想见他。有时候,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,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。这东西一年年强化,很难改变。”
“请他来吧!”她说。
下午,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,听到大路上有人声。近了,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。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,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。
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: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,头发变灰了,今非昔比了,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,而在于不再年轻了。
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。对方告诉她,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。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,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。“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,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!”他哈哈大笑。接着,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,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,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。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。
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,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。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,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: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,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,甚至就是在这里,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,卡列宁病死那阵子,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。
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,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,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。
现在,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: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,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!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,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!然而她离开了他!确实,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。但是,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?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!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,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,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。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!她是多么狡诈啊!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,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,测试他对她的爱;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,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,疲惫不堪,霜染鬓发,手指僵硬,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。
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,还能向哪里去呢?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,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: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。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。
仁慈的上帝,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,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?
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,爬到驾驶座上。人们也开始上车,发动机吼了起来。
她回家洗了个澡。躺在热水里,她总是对自己说,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。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,强力是罪犯,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。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,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。即使是她那些梦,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,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,迫使他退却。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,一直迫使他投降,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,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。她无法摆脱那个梦。
她从浴盆里站起来,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,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悦快乐。
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,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,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,闯了进来。
“快!”托马斯叫道,”来点烈性酒!”
特丽莎跑出去,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,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。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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