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(2)
牛群开始吃草了,特丽莎坐在一个树桩上,身边的卡列宁把脑袋搁在她的膝头上。她回忆起约摸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,仅仅两行宇,谈的是在俄国某个确切的城市,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。这是一篇不显眼而且看来没什么意义的小文章,但正是它,使她深深感到了对祖国那个超级邻居的绝对恐怖。
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。入侵后开始的几年,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。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,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,把他们推上台。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?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。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,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。然后,他们不得不注重、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,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。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。
很快,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,组织读者来信运动,比方说,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。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。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。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,电台、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: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,怎样乱喊乱叫,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,百弊无利,百害无益,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。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,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。仅仅一年以后,积累起来的怨很(怨恨一直在发泄,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),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:人。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,被逮捕,被投入审判。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。
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,她不停地抚摸着它,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:对自己的同类好,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。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,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。即使是对托马斯,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,因为她需要他。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,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——出自爱慕、厌恶、仁慈,或者怨恨——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。
真正的人类美德,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,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。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,其基本的测试(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),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,如动物。在这一方面,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,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。
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。小牛停下来,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。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,一直叫它玛克塔。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,不过牛太多了,她做不到。不久以前,大约是四十年以前,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(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,我可以说,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)。但是后来,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。从那以后,它们就没有名字了,成为了machinaeanimate(能活动的机器)。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。
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,抚摸着卡列宁的头,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: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,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。尼采跑上前去,当着车夫的面,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。
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,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。换一句话说,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。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,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: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。他的精神失常(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)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。
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,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——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。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,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。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,“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”。
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,对自己的后裔目不转睛,惊讶不已。两个面包圈当然绝对安详,只有蜜蜂摇摇晃晃转着圈,好象中了毒,过了一会儿,它升起来,飞走了。
这事发生在特丽莎的梦里。等托马斯醒来,她告诉了他。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。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,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: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。
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辑的希望所纠缠。她下了床,穿上衣。随着外出买牛奶,面包、面包圈等等,这里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她叫上卡列宁,发现对方除了抬头以外没有其他反应。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。
她撇下他独自去了。“卡列宁呢?”柜台里的女人已经象平常那样,准备好了卡列宁的面包圈。特丽莎将其放入袋子带回家,取出来递给仍然躺在门道里的他,希望他能过来取定。但他只是躺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
托马斯看出特丽莎心里多么沉重。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,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,慢慢地爬过去,
卡列宁的眼睛随着他转,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,但仍然没有振作起来。托马斯把脸凑到他的鼻子跟前,他身子还是没有动,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,想把它从托马斯口里拖出去。托马斯这才松了自己的这一端,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。
还是四肢落地,还是弓若背脊,托马斯退了一点点,开始狺狺叫,让对方以为自己要争夺面包圈奋力一战了。一会儿,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!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!卡列宁还爱玩耍!卡列宁还没有失去生存的愿望!
这些狺狺叫声是卡列宁的微笑,他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,尽可能长久。于是托马斯爬回他那里,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。他们的脸如此贴近,托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气流,可以感到卡列宁鼻上的长毛拂得自己痒痒的。狗又叫出一声,嘴巴抽动着;现在他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。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:丢下了他的那半个,希望捕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,总是忘记了托马斯有一双手,并不是一条狗。托马斯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,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。
“托马斯!”特丽莎叫起来,“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吗?”
托马斯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,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,叼着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阵,炫耀他的双双获胜。
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,又一次觉得他是在微笑,他的微笑能持续多久,生活的主题就能持续多久,就能抗拒死神的判决。
第二天,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。他们吃了午饭,又到了带他出去作常规散步的时间。按照习惯,他要开始跑步了,在他们之间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从不停歇。然而在这一天,特丽莎取来皮带和项圈,只被他兴趣索然地看了看。他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(为他高兴和为了使他高兴),给他鼓劲,让他振作一点。长久的等待之后,他仍然使他们遗憾,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,任她套上项圈。
“特丽莎,我知道你讨厌照相机,”托马斯说,“但今天带上吧,你说呢?”
特丽莎打开了橱柜,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。“总有一天,我们会为这些照片高兴的,”托马斯继续说,“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”
“曾经?什么意思?”特丽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。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,伸手可得,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,“我不愿意带上它。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宁。你呢,提起他的时候却用过去时态!”
“对不起。”托马斯说。
“没有什么,”特丽莎温和些了,“我发现我每次想他都是用过去时态,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。我不愿意带照相机,就是这个原因。”
他们在沉寂中走着,沉寂是他们不用过去时态来思索卡列宁的唯一方式。他们不让他跑远了,久久地与他呆在一起,等待他的微笑。他没有笑,只是伴随他们走着,用他的三条腿一跛一跛。
“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,”特丽莎说,“他并不想散步,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。”
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,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快乐的。他们不是没有悲哀而快乐,恰好是因为悲哀而快乐。他们拉紧了手,眼睛中都闪动着一幅共同的景象:一条跛脚的狗代表了他们生命中的十年。
又走了一会儿。使他们极为沮丧的是,卡列宁停住了,往回走去。他们也只得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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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。入侵后开始的几年,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。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,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,把他们推上台。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?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。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,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。然后,他们不得不注重、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,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。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。
很快,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,组织读者来信运动,比方说,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。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。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。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,电台、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: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,怎样乱喊乱叫,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,百弊无利,百害无益,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。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,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。仅仅一年以后,积累起来的怨很(怨恨一直在发泄,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),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:人。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,被逮捕,被投入审判。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。
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,她不停地抚摸着它,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:对自己的同类好,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。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,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。即使是对托马斯,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,因为她需要他。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,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——出自爱慕、厌恶、仁慈,或者怨恨——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。
真正的人类美德,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,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。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,其基本的测试(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),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,如动物。在这一方面,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,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。
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。小牛停下来,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。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,一直叫它玛克塔。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,不过牛太多了,她做不到。不久以前,大约是四十年以前,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(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,我可以说,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)。但是后来,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。从那以后,它们就没有名字了,成为了machinaeanimate(能活动的机器)。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。
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,抚摸着卡列宁的头,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: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,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。尼采跑上前去,当着车夫的面,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。
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,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。换一句话说,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。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,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: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。他的精神失常(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)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。
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,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——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。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,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。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,“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”。
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,对自己的后裔目不转睛,惊讶不已。两个面包圈当然绝对安详,只有蜜蜂摇摇晃晃转着圈,好象中了毒,过了一会儿,它升起来,飞走了。
这事发生在特丽莎的梦里。等托马斯醒来,她告诉了他。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。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,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: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。
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辑的希望所纠缠。她下了床,穿上衣。随着外出买牛奶,面包、面包圈等等,这里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她叫上卡列宁,发现对方除了抬头以外没有其他反应。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。
她撇下他独自去了。“卡列宁呢?”柜台里的女人已经象平常那样,准备好了卡列宁的面包圈。特丽莎将其放入袋子带回家,取出来递给仍然躺在门道里的他,希望他能过来取定。但他只是躺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
托马斯看出特丽莎心里多么沉重。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,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,慢慢地爬过去,
卡列宁的眼睛随着他转,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,但仍然没有振作起来。托马斯把脸凑到他的鼻子跟前,他身子还是没有动,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,想把它从托马斯口里拖出去。托马斯这才松了自己的这一端,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。
还是四肢落地,还是弓若背脊,托马斯退了一点点,开始狺狺叫,让对方以为自己要争夺面包圈奋力一战了。一会儿,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!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!卡列宁还爱玩耍!卡列宁还没有失去生存的愿望!
这些狺狺叫声是卡列宁的微笑,他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,尽可能长久。于是托马斯爬回他那里,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。他们的脸如此贴近,托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气流,可以感到卡列宁鼻上的长毛拂得自己痒痒的。狗又叫出一声,嘴巴抽动着;现在他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。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:丢下了他的那半个,希望捕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,总是忘记了托马斯有一双手,并不是一条狗。托马斯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,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。
“托马斯!”特丽莎叫起来,“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吗?”
托马斯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,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,叼着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阵,炫耀他的双双获胜。
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,又一次觉得他是在微笑,他的微笑能持续多久,生活的主题就能持续多久,就能抗拒死神的判决。
第二天,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。他们吃了午饭,又到了带他出去作常规散步的时间。按照习惯,他要开始跑步了,在他们之间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从不停歇。然而在这一天,特丽莎取来皮带和项圈,只被他兴趣索然地看了看。他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(为他高兴和为了使他高兴),给他鼓劲,让他振作一点。长久的等待之后,他仍然使他们遗憾,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,任她套上项圈。
“特丽莎,我知道你讨厌照相机,”托马斯说,“但今天带上吧,你说呢?”
特丽莎打开了橱柜,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。“总有一天,我们会为这些照片高兴的,”托马斯继续说,“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”
“曾经?什么意思?”特丽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。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,伸手可得,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,“我不愿意带上它。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宁。你呢,提起他的时候却用过去时态!”
“对不起。”托马斯说。
“没有什么,”特丽莎温和些了,“我发现我每次想他都是用过去时态,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。我不愿意带照相机,就是这个原因。”
他们在沉寂中走着,沉寂是他们不用过去时态来思索卡列宁的唯一方式。他们不让他跑远了,久久地与他呆在一起,等待他的微笑。他没有笑,只是伴随他们走着,用他的三条腿一跛一跛。
“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,”特丽莎说,“他并不想散步,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。”
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,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快乐的。他们不是没有悲哀而快乐,恰好是因为悲哀而快乐。他们拉紧了手,眼睛中都闪动着一幅共同的景象:一条跛脚的狗代表了他们生命中的十年。
又走了一会儿。使他们极为沮丧的是,卡列宁停住了,往回走去。他们也只得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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