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(3)
随后,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。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。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,建议让狗名叫“托尔斯秦”。
“它不能叫托尔斯泰,”特丽莎说,“它是个女孩子,就叫它安娜.卡列尼娜吧,怎么样?”
“它不能叫安娜.卡列尼娜,”托马斯说,“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,它太象卡列宁,对,安娜的丈夫,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。”
“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?”
“完全可能,”托马斯说,“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,被人们叫得多了,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。”
太奇怪了,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。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,但卡列宁是例外,决心与特丽莎相好。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,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:“干得好,卡列宁!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。我不能安顿好她,你可一定得帮我。”
然而,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,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,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。这是1968中8月,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。对方是一位院长,一位内科大夫,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。他为托马斯担心,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。
因为特丽莎的缘故,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。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。在占领的头一周里,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,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,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,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。有一次,她做得太过火,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: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。她被捕了,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。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。可他们刚一放走她,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。
正因为如此,占领后的第十天,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。当时她说:“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?”
“我为什么要去?”
“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。”
“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,”托马斯挥了挥手。“你呢?你能住在国外吗?”
“为什么不能?”
“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,这会儿说到离开,又这样无所谓?”
“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,情况变了。”特丽莎说。
这倒是真的: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,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,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,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。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。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。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,有讽刺小品,格言,诗歌,以及画片,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。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。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,就在与此同时,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。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。他在电台作了演说。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,简直说不出话来,结结巴巴,不时喘气,讲一句要停老半天,有时长达三十秒钟。
正因为如此,占领后的第十天,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。当时她说:“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?”
“我为什么要去?”
“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。”
“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,”托马斯挥了挥手。“你呢?你能住在国外吗?”
“为什么不能?”
“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,这会儿说到离开,又这样无所谓?”
“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,情况变了。”特丽莎说。
一天,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,一天,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。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,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。
他付了账,离开餐馆开始逛街。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。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,现在他认识到了,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。
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,但也是令人厌倦的;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,哄劝,掩饰,讲和,使她振作,使她平静,向她表白感情,说得有眉有眼,在她的嫉妒、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。他自责,他辩解,他道歉……好,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,只留下了美。
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,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。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,未来将又是一个谜。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,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,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。
七年了,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,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。如果能够,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。突然间,他的脚步轻去许多,他飞起来了,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: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。
(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?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?不,一点儿也不。也许他感到,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。)
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。星期一,一切都变了。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丽莎;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;感到她的手在颤抖;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子,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。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,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。
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,他的同情心(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)度假闲置,如同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,星期天呼呼大睡,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。
他给病人诊治,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。他努力提醒自己,不去想她!不去想她!他对自己说,我是患了同情症啦。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,这都很好,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——同情。这种病,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,是她感染了我。
星期六和星期天,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。到星期一,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,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。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。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,而且对某些人来说,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,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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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它不能叫托尔斯泰,”特丽莎说,“它是个女孩子,就叫它安娜.卡列尼娜吧,怎么样?”
“它不能叫安娜.卡列尼娜,”托马斯说,“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,它太象卡列宁,对,安娜的丈夫,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。”
“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?”
“完全可能,”托马斯说,“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,被人们叫得多了,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。”
太奇怪了,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。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,但卡列宁是例外,决心与特丽莎相好。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,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:“干得好,卡列宁!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。我不能安顿好她,你可一定得帮我。”
然而,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,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,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。这是1968中8月,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。对方是一位院长,一位内科大夫,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。他为托马斯担心,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。
因为特丽莎的缘故,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。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。在占领的头一周里,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,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,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,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。有一次,她做得太过火,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: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。她被捕了,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。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。可他们刚一放走她,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。
正因为如此,占领后的第十天,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。当时她说:“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?”
“我为什么要去?”
“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。”
“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,”托马斯挥了挥手。“你呢?你能住在国外吗?”
“为什么不能?”
“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,这会儿说到离开,又这样无所谓?”
“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,情况变了。”特丽莎说。
这倒是真的: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,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,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,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。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。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。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,有讽刺小品,格言,诗歌,以及画片,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。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。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,就在与此同时,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。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。他在电台作了演说。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,简直说不出话来,结结巴巴,不时喘气,讲一句要停老半天,有时长达三十秒钟。
正因为如此,占领后的第十天,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。当时她说:“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?”
“我为什么要去?”
“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。”
“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,”托马斯挥了挥手。“你呢?你能住在国外吗?”
“为什么不能?”
“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,这会儿说到离开,又这样无所谓?”
“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,情况变了。”特丽莎说。
一天,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,一天,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。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,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。
他付了账,离开餐馆开始逛街。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。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,现在他认识到了,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。
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,但也是令人厌倦的;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,哄劝,掩饰,讲和,使她振作,使她平静,向她表白感情,说得有眉有眼,在她的嫉妒、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。他自责,他辩解,他道歉……好,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,只留下了美。
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,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。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,未来将又是一个谜。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,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,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。
七年了,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,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。如果能够,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。突然间,他的脚步轻去许多,他飞起来了,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: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。
(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?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?不,一点儿也不。也许他感到,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。)
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。星期一,一切都变了。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丽莎;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;感到她的手在颤抖;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子,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。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,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。
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,他的同情心(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)度假闲置,如同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,星期天呼呼大睡,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。
他给病人诊治,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。他努力提醒自己,不去想她!不去想她!他对自己说,我是患了同情症啦。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,这都很好,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——同情。这种病,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,是她感染了我。
星期六和星期天,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。到星期一,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,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。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。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,而且对某些人来说,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,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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