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五章 诏安与移民计划(上)
天启二年(1622年)十月十五日,福建总兵俞咨皋以诏寻国事为名入京觐见;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福建巡抚商周祚也被召入京述职。
然而到了召见的时间,他们进入西苑陟山门(东门),意图过桥登上琼华岛时,却被侍卫们拦住了。因为此时朱由校正在与内阁、枢密院召开御前会议,而会议的内容正是与海贸、海关等事有关。
御前会议其实很好理解,字面义上就是指皇帝或摄政的亲王、大臣、太后等所召开的会议;在中国自古有之:唐代坐而论道、宋明颔首直立、清代三跪九叩。
而目前(截止明代),中国的历史上的成制度体系的御前会议便是北宋的御前会议。
宋沿袭五代旧制,明确皇帝坐殿视朝听政的制度。《长编》有载"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,百官以次转对,并须指陈时政得失,朝廷急务,或刑狱冤滥,百姓疾苦,咸采访以闻,仍须直书其事,不在广有牵引。"
宋代御前会议是皇帝或摄政召集,宰相、枢密使和一些六部的高级官员参加,在皇帝面前一起进行汇报、商议和决策。
外国的御前会议责主要是英国、法国、日本;但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借鉴性。
而朱由校想要的与以上也有相似之处,但却并不相同;他要的即不是宋代的御前会议,更非西方与日本的。
自从上次与枢密院、内阁一同开会之后,朱由校就打算将御前会议变为常制了。由自己主持,枢密院提案,内阁分析可行性并研究如何实操,同时请相关人士作顾问,而这次找的就是俞、商二人。
俞咨皋(字克迈),俞大猷之子。万历三十七年(1609年)武举,因父功袭卫指挥佥事,治军海坛(今平潭),后累官至福建总兵。他在军事方面,尤其是海防是一个合格的将领,但比之其父,还差的太远。
商周补,明绍兴会稽人。燕阳公(即商为正)长孙,以“廉洁如冰”而闻名朝野,曾因赔贴而致家产殆尽。现为福建巡抚,因“不征民间一钱,抗击倭寇”而受闽人尊敬,是一个实打实地好官。
回到正题,却说今日,朱由校邀内阁、枢密院召开会议,以论海事。
“诸位爱卿,今日海事我们己有结论,事情之根源一曰:吏治腐败,二曰:财政疲惫;其后诸如私市走私、夷人侵扰、海寇滋生等等问题,仅是因为这两者而产生。”
会议已经开始接近尾声,朱由校正在做着总结,“然而,此二者皆为国朝200余年之累弊,若想去除,绝非一朝一夕之事;如今想要速见成效,以求治标,方法只有招安海盗,鼓励移民一道了,至于其余种种,唯有徐徐图之。”
“陛下,当今之际,确实只能如此了。”叶向高表示赞同,认为皇帝总结的很中肯。
朱由校则继续在心里盘算起来,招安海盗可以明显的提升沿海的商贸环境,减少治安压力,增强海防实力,而且这些人也不用给什么正规官员的待遇,只需一个名分就可以了,几乎是无本的买卖;鼓励南方沿海居民(以福建为主)移民台湾即可以缓解人地矛盾,又能增加对台湾的实控,同时压缩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活动范围,也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,但此时这两者都有些困难。
“叶师傅,当年朝廷招降王直,最终却诱而杀之。如此反复,恐怕已份忠良之心,朕针对自己是否可以成功有所疑虑。”
叶向高听着皇帝在那里自揭政府的老短,倒也没表示什么,这种黑历史明朝也不差那一个两个了,皇帝想说变说吧。他在心里盘算得很清楚,皇帝刚才都把愿意归顺的海盗称呼为“忠良”了,那自然是支持诏安计划的,况且听说皇帝曾经命令东厂在南方有所动作,想来也与这件事有关。
所以叶向高明白,皇帝只是有些摇摆,不需要他真的分析什么,自己只须给一个定心丸即可。于是叶向高不假思索地说道:“陛下多虑了,近畿远屿,皆我黔首。海盗据寇,皆系大明赤子,谁非中国绅衿。时穷势屈,不幸沦落为贼。如今,朝廷开恩,愿赦其罪,反邪归正,端在异日。”
听着叶向高的忽悠,朱由校便也就信了的大半。其实他的担心确实多余,自从杀死了王直之后,明政府诏安海盗的难度确实提升了不少,但愿意归乡的仍然不在少数,有的是得罪了同行,急于寻求庇护;还有的是赚够了钱,主要的营业从海盗开始向海商进行转变,诏安正好方便他们洗白(与偷税)。
更有许多海盗,诸如李旦等,本来就与明朝的当地政府有着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;甚至有的海盗本身就是部分官僚或者土绅的黑手套,只不过后来发展壮大,于是自己独立罢了,这一部分的诏安起来更容易,不过是把黑手套换成白手套罢了。况且一旦接受诏安,他们便不必再听从原来的主角,以后就可以独立了。
(郑芝龙的父亲是明朝的低级官吏,大海盗许心素(后被诏安)家里是官商)
所以诏安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削弱士绅们对海贸的影响。
不过,朱由校对这一点不知道却也正常。他虽然早在去年就派东厂进行了接触,但是人家本就自创体系十分排版,怎么可能迅速的进入核心层呢?
至于前世的知识,虽然明代的海盗们确实也抒写了波澜壮阔的华人海上殖民的史诗。但在国内的正史中,确实描述甚少。他当然知道郑志龙是被招安的,但基本上也就止于此了。
至于像李旦、颜思齐、杨六、郭怀一、林道亁、林凤等人他大多只是听过名字,甚至有的连名字都没听过。因为这些人在国内确实记载甚少,大陆就更少了,多见于《台湾外纪》,有的甚至在中文互联网上几乎寻觅不到,只存在于东南亚各国的史书以及荷文、西文记载之中,这些书对于前世的他,一个英语四级都好不容易才过去的,就更不可能看过了,所以十分的缺少了解。
聊完了关于招安的时候,朱由校又说出了关于移民问题的顾虑。
实际上,嘉靖时期台湾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汉人在那里生存,如今更是只多不少。但问题在于,民政府对台湾的控制能力极弱,只控制了少数的几个台中临近大陆的海港,就这还是名义统治。而大多数地区完全是由他们自治的,有的地区甚至是由海盗统治的。
朱由校希望的是移民过去,建立听从朝廷的稳定的郡县,而不是被他们同化,又多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的海盗自治乡。
原先的历史上,第一次由明政府组织的对台湾的大规模移民,是在天启五年。而直接原因是那一年福建大旱,而如今福建风调雨顺,是否会有那么多人愿意移民呢?
如果一不小心压迫过重,再出现像山东移民那样官兵民反的事情,那就不好了。
“陛下可以放心,商等轩(商周祚,号等轩)为人正直,素来又清名,虽然不可能放任这种事情发生。”
朱由校才放下心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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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到了召见的时间,他们进入西苑陟山门(东门),意图过桥登上琼华岛时,却被侍卫们拦住了。因为此时朱由校正在与内阁、枢密院召开御前会议,而会议的内容正是与海贸、海关等事有关。
御前会议其实很好理解,字面义上就是指皇帝或摄政的亲王、大臣、太后等所召开的会议;在中国自古有之:唐代坐而论道、宋明颔首直立、清代三跪九叩。
而目前(截止明代),中国的历史上的成制度体系的御前会议便是北宋的御前会议。
宋沿袭五代旧制,明确皇帝坐殿视朝听政的制度。《长编》有载"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,百官以次转对,并须指陈时政得失,朝廷急务,或刑狱冤滥,百姓疾苦,咸采访以闻,仍须直书其事,不在广有牵引。"
宋代御前会议是皇帝或摄政召集,宰相、枢密使和一些六部的高级官员参加,在皇帝面前一起进行汇报、商议和决策。
外国的御前会议责主要是英国、法国、日本;但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借鉴性。
而朱由校想要的与以上也有相似之处,但却并不相同;他要的即不是宋代的御前会议,更非西方与日本的。
自从上次与枢密院、内阁一同开会之后,朱由校就打算将御前会议变为常制了。由自己主持,枢密院提案,内阁分析可行性并研究如何实操,同时请相关人士作顾问,而这次找的就是俞、商二人。
俞咨皋(字克迈),俞大猷之子。万历三十七年(1609年)武举,因父功袭卫指挥佥事,治军海坛(今平潭),后累官至福建总兵。他在军事方面,尤其是海防是一个合格的将领,但比之其父,还差的太远。
商周补,明绍兴会稽人。燕阳公(即商为正)长孙,以“廉洁如冰”而闻名朝野,曾因赔贴而致家产殆尽。现为福建巡抚,因“不征民间一钱,抗击倭寇”而受闽人尊敬,是一个实打实地好官。
回到正题,却说今日,朱由校邀内阁、枢密院召开会议,以论海事。
“诸位爱卿,今日海事我们己有结论,事情之根源一曰:吏治腐败,二曰:财政疲惫;其后诸如私市走私、夷人侵扰、海寇滋生等等问题,仅是因为这两者而产生。”
会议已经开始接近尾声,朱由校正在做着总结,“然而,此二者皆为国朝200余年之累弊,若想去除,绝非一朝一夕之事;如今想要速见成效,以求治标,方法只有招安海盗,鼓励移民一道了,至于其余种种,唯有徐徐图之。”
“陛下,当今之际,确实只能如此了。”叶向高表示赞同,认为皇帝总结的很中肯。
朱由校则继续在心里盘算起来,招安海盗可以明显的提升沿海的商贸环境,减少治安压力,增强海防实力,而且这些人也不用给什么正规官员的待遇,只需一个名分就可以了,几乎是无本的买卖;鼓励南方沿海居民(以福建为主)移民台湾即可以缓解人地矛盾,又能增加对台湾的实控,同时压缩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活动范围,也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,但此时这两者都有些困难。
“叶师傅,当年朝廷招降王直,最终却诱而杀之。如此反复,恐怕已份忠良之心,朕针对自己是否可以成功有所疑虑。”
叶向高听着皇帝在那里自揭政府的老短,倒也没表示什么,这种黑历史明朝也不差那一个两个了,皇帝想说变说吧。他在心里盘算得很清楚,皇帝刚才都把愿意归顺的海盗称呼为“忠良”了,那自然是支持诏安计划的,况且听说皇帝曾经命令东厂在南方有所动作,想来也与这件事有关。
所以叶向高明白,皇帝只是有些摇摆,不需要他真的分析什么,自己只须给一个定心丸即可。于是叶向高不假思索地说道:“陛下多虑了,近畿远屿,皆我黔首。海盗据寇,皆系大明赤子,谁非中国绅衿。时穷势屈,不幸沦落为贼。如今,朝廷开恩,愿赦其罪,反邪归正,端在异日。”
听着叶向高的忽悠,朱由校便也就信了的大半。其实他的担心确实多余,自从杀死了王直之后,明政府诏安海盗的难度确实提升了不少,但愿意归乡的仍然不在少数,有的是得罪了同行,急于寻求庇护;还有的是赚够了钱,主要的营业从海盗开始向海商进行转变,诏安正好方便他们洗白(与偷税)。
更有许多海盗,诸如李旦等,本来就与明朝的当地政府有着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;甚至有的海盗本身就是部分官僚或者土绅的黑手套,只不过后来发展壮大,于是自己独立罢了,这一部分的诏安起来更容易,不过是把黑手套换成白手套罢了。况且一旦接受诏安,他们便不必再听从原来的主角,以后就可以独立了。
(郑芝龙的父亲是明朝的低级官吏,大海盗许心素(后被诏安)家里是官商)
所以诏安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削弱士绅们对海贸的影响。
不过,朱由校对这一点不知道却也正常。他虽然早在去年就派东厂进行了接触,但是人家本就自创体系十分排版,怎么可能迅速的进入核心层呢?
至于前世的知识,虽然明代的海盗们确实也抒写了波澜壮阔的华人海上殖民的史诗。但在国内的正史中,确实描述甚少。他当然知道郑志龙是被招安的,但基本上也就止于此了。
至于像李旦、颜思齐、杨六、郭怀一、林道亁、林凤等人他大多只是听过名字,甚至有的连名字都没听过。因为这些人在国内确实记载甚少,大陆就更少了,多见于《台湾外纪》,有的甚至在中文互联网上几乎寻觅不到,只存在于东南亚各国的史书以及荷文、西文记载之中,这些书对于前世的他,一个英语四级都好不容易才过去的,就更不可能看过了,所以十分的缺少了解。
聊完了关于招安的时候,朱由校又说出了关于移民问题的顾虑。
实际上,嘉靖时期台湾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汉人在那里生存,如今更是只多不少。但问题在于,民政府对台湾的控制能力极弱,只控制了少数的几个台中临近大陆的海港,就这还是名义统治。而大多数地区完全是由他们自治的,有的地区甚至是由海盗统治的。
朱由校希望的是移民过去,建立听从朝廷的稳定的郡县,而不是被他们同化,又多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的海盗自治乡。
原先的历史上,第一次由明政府组织的对台湾的大规模移民,是在天启五年。而直接原因是那一年福建大旱,而如今福建风调雨顺,是否会有那么多人愿意移民呢?
如果一不小心压迫过重,再出现像山东移民那样官兵民反的事情,那就不好了。
“陛下可以放心,商等轩(商周祚,号等轩)为人正直,素来又清名,虽然不可能放任这种事情发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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